今天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按照流俗的理解，福柯经常被视为拒斥理性和真理的反启蒙思想家。然而，福柯于1984年6月去世前完成的一篇题为《何为启蒙？》的文章，深入细致地展示了他自己与启蒙思想更为复杂的关系。在福柯看来，尽管理性是启蒙哲学家力图将人类从神话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核心要素，但对理性的盲目信赖和不正当使用，产生了种种导向他律的教条主义，滋生出非理性的社会实践，进而令人遗憾地导致了“知识的滥用”和“权力的狂热”，启蒙运动由此偏离乃至背离了自身原本主张的自由理想。
福柯敏锐地发现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张力，理论家通常对启蒙运动整体所采纳的非此即彼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并不能解决这种智识困境。对福柯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对启蒙运动保持一种“教义的忠诚”，而是要植根于启蒙运动的智识遗产，激活“对我们的历史存在进行永久批判”的哲学态度。这也就意味着，在多方面汲取康德批判哲学养分的基础上，质疑和批判“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确定在什么条件下运用理性才是正当的”。
初看起来，福柯似乎极力反对启蒙运动主张的普遍主义的理性规划，但正如莫里斯·布朗肖指出，“福柯质疑的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某些理性形式或理性化过程所带来的危险”，福柯并不是理性或自由的敌人，他致力于反思和批判的是理性的过度扩张对自由和公义构成的威胁。鉴于现代文明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专断的权力依旧在人类文明的断层或边缘地带以理性之名实施着严格的精神操控。不管生长于这种柏拉图式洞穴之中的人们可以多么自信地宣称自己是理性的和自由的，他们在没有充分认识到权力操控人心的技术与策略的情况下，就几乎不可能将自己与自由思想的亲缘关系“铭刻于自身的灵魂之中”。
自康德以来，哲学的任务就是防止理性超越既定经验的界限，而福柯为自己规定的哲学任务则是对理性僭越所导致的“权力泛滥”保持警觉。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位于现代文明边缘的精神病院中的理性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福柯的重要批判对象之一。
撰文｜郝苑
萨德侯爵因其充满争议的文学作品，在他七十四年的人生中多次被关入监狱或精神病院。但即便在拿破仑执政期间，萨德在精神病院中依旧享有一定的自由。他在那个时期完成了自传小说《香阁侯爵》等重要作品，他甚至还能组织精神病院里的病友表演戏剧。到了1814年9月，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在权力的精心安排下，萨德被转运到一家标榜自身的人道化管理的高级精神病院里。然而，萨德在所谓的科学化的专业治疗下连三个月的时间都熬不过去，同年12月就病逝于这家精神病院。
应当说，萨德的悲剧性遭遇并非偶然的个例。根据福柯的考证，在17和18世纪，“古老的统治权关系转变成屈从关系即惩戒关系”，通过逐步扩展和社会的广泛干预，专断的权力在法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惩戒社会”。惩戒体制的要素，即“固定空间，提炼最佳时机，通过管理动作、态度和注意力来运用和发挥身体的力量，形成长久的监控和即时的惩罚力”。惩戒的权力“在运作上是匿名的、非个人的”，它通过权力的规训和管教来“制造并分配服从的身体，使个人只能是服从的身体”。作为一个持续控制的过程，惩戒权致力于将个人永远置于“被监视的境地”，以便“整体把握，或者彻底掌控个人的身体、动作、时间、行为等”。“惩戒体系主要是分类、划分等级和监视，阻碍它的是不能分类、逃脱监视和无法进入分配体系”，惩戒权“一方面把一部分人撇在一边，让异常和不可控制性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不断地创建新的挽救体系，建立规则，让他们变得正常”。“不可制服、难以分类、无法同化”的个体，就成为惩戒体制的“绊脚石”，他们极有可能被投入惩戒权力的边缘地带——精神病院。
精神病学的科学化发生于1800年至1830年这段时期，精神病学逐步形成科学话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确立所谓的临床和疾病分类学话语，另一种则是通过探究精神病的病因，在精神病与神经系统病变之间建立关系。福柯指出，尽管精神病学呈现出越来越科学化的面貌，但同时代精神病院的“布局、分类、分组、定规矩、布置任务、诊断生病、痊愈和康复的实践标准，都没有把这两种话语考虑在内”，医院实际建立的空间分配和资源分配是按照“病人可治愈与不可治愈，安静与焦躁，顺从与不顺从，能劳动与不能劳动，受惩罚与不受惩罚，需要持续看管、偶尔看管与不需要看管”来进行区分，“而不是理论文献中建立的疾病分类框架”。建立精神病学权力的方式，“其依据不是真理”，而是精神病患可能威胁社会既定秩序的犯罪“危险”。
米歇尔·福柯。
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的皮内尔虽然力主推行精神病院的人道化改革，但他意味深长地将对精神病的治疗定义为“征服甚至驯服精神病人的艺术”。根据这种治疗精神病的实践，精神病人经常被视为“自认为高人一等”，“发疯就是脑子里想象自己掌握权力”，“任何疯狂都是一种信念，其来源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因此，这种精神病院自最初建立以来，对待精神病人的重点就不在医学治疗，而在于让“病人固守的观念与对惩罚的恐惧发生冲突”。精神病学的权力本质上就是一种通过精致的惩戒与规训，将医生认可的现实性强加于病人的“额外的权力”。一旦病人接受来自医生或医院的“不可逾越的权力”，接受服从，能够谋生，承认医学权威为自己编织的记忆、生平和身份，“放弃精神病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意味着病人走出了“发疯的状态”，医生的意志赢得了对抗病人意志的胜利。
为了实现这种意志对抗的胜利，精神病医生和看护就要求拥有“高贵雄壮的体格”，他们必须“目光炯炯，举止高傲，肌体强健，线条分明”，以便在初次接触时就以强壮有力的外表震慑精神病人，让病人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精神病院不再是“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按照规则运作的机构”，“精神病院的内部要求具有不可抗拒的无限权力”，由此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形成“实际权力不对等”的“极化场”。在维系和强化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让病人彻底相信自己在精神病院的绝对权威：精神病医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都必然会“洞察一切”，“必须一眼就能看清一切，一次散步就能监视每一个病人的情况”，“他的目光、耳朵、动作覆盖了精神病院的整个空间”，因而“永远在精神病院中无所不在”。精神病医生之所以能够让病人普遍相信这一点，则与权力的两个精巧布局有着莫大的关联。
从1830年起，临床教学在比塞特精神病院和萨尔佩特里尔医院已经成为常态，从1830年至1835年，法国精神病院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会使用这套临床表述系统。初看起来，临床教学是为了向学生传授相关的知识技能，但实际上是为了向桀骜不驯的病人表明，在医生周围有众多高贵的智识精英带着敬意倾向他说话。即便医生的话语可能被病人否认，但他在那个地方有一大批忠实狂热而又冷酷专业的追随者。精神病医生在与学生对答时会复述病人的整个人生，即便病人不愿回答相关问题，也有精明能干的学生替他们说出迎合医生意志的答案。“在临床教学中被放大的知识标记”的作用下，医生行使的绝对权力得到确立和强化，病人不敢再挑衅医生在精神病院的特权地位，而医生则借机可以把他所倡导的那种关于身份认同和现实的叙事强加于病人。
《规训与惩罚》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杨远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月
尽管精神病院会配备强壮严厉的看护来惩戒精神病人，但同时也“贴心地”安排杂工来照料精神病人。表面看来，这些杂工是完全顺从精神病人意志的仆人，但实际上，他们是以仆人的身份打探病人的想法和嗜好。“杂工观察病人的日常生活、外露的内心意图和欲望”，弄清病人喜好什么、畏惧什么、厌恶什么，然后将有用的信息“告诉看守，后者又会将之传达给医生”，由此就在精神病院里形成了一种由守卫、护士、监管人、医生组成的“金字塔式的视线监视”。医生根据情报就可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先刻意将病人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状态维持在一般生存水平以下，然后进行高强度与高密度的讯问，要求病人根据医生所推崇的现实模式，对自己的生病经历和身份认同进行深入到每个生活细节的认知重构与叙事重述。一旦病人不积极配合，就用病人最畏惧的东西来恐吓他，用病人最喜好的东西来诱惑他（比方说，倘若病人害怕冰冷的环境，就用冰水去浇灌他赤裸的身体；假若病人喜好干净，就在长时间的谈话治疗期间剥夺他上厕所的权利）。
除此之外，精神病院还会动用大量矫正工具来束缚病人的身体，削弱其抵抗意志。这种矫正工具给病人带来的感觉是“抵抗越小，感觉越小，越想要逃脱，反而越难受”，“比如铁钉项圈，不低头就没有感觉，头越低，感觉越明显；再比如束缚衣，越是挣扎，越会窒息；还有令人头晕的椅子，只要不动就能安稳地坐着，一激动就会抖得人头晕目眩”。倘若这些规训手段还不足以驯服精神病人，那么精神病院就会进一步升级对病人的惩戒，运用催眠、麻醉、电击乃至切除脑白质的残酷手段，来最终压制或清除这些对既定权力秩序构成威胁的不稳定因素。必须承认，自从现代精神病院建制化以来，这套规训和惩戒的系统化方法呈现出专断权力与工具理性媾和之后的高效特征。然而，倘若某些精神病医生所理解、认同和强加的现实本身是扭曲的、狂热的与虚妄的，那么他们打着科学和理性的旗号进行规训和惩戒的结果，往往会悄然消解和压制健全自我对真理、自由和公义的终极关切。他们并非如其自身所标榜的那样是理性秩序的捍卫者，反倒经常有意无意地沦为强权侵蚀理性和公义根基的帮凶。
《飞越疯人院》中冷酷歹毒的护士长拉契特令人印象深刻，某些不了解这种精神病院的惩戒模式的读者或许会觉得，主角墨菲的个人悲剧导源于拉契特可疑的职业道德，倘若他遇到的是一个高度有道德良知的主治医生，那么他很可能会免于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安妮·格林伯格的半自传体小说《我从未许诺你一座玫瑰园》则毫不留情地碾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女主人公黛博拉从小就饱受对她给予高度期望的严厉祖父的精神摧残，她在学校里又遭受抱持反犹种族偏见的同学和老师的集体霸凌，她通过创造“业尔”幻境来逃避冷酷现实的折磨，却被父母视为罹患精神分裂症而将她送入精神病院。主治医生弗里德深切地同情黛博拉的处境，弗里德暗自承认，“有些时候，跟精神病院的住院者相比，人世间可要病态多了”。她还回想起自己的病人一度住过的某家德国精神病院，“当时医院高墙的另一侧仍是希特勒的天下”，就连医生本人也难以说清，“究竟医院高墙哪一侧的人们，才算是神志清醒的”。
黛博拉起初强烈抵触弗里德医生的治疗，她相信自己的世界“充斥着谜团、谎言与变化。谜团背后的真相，便是泪水；谎言背后的现实，便是死亡”。“对于我的真相，俗世却只给予谎言”，但不管怎样，“骨子里的真相即使来自地狱，也掷地有声”。面对医生希望她理解和接受的现实，黛博拉大声质问：“当正义不得伸张、邪恶瞒天过海、守信者备受折磨时，你所谓的‘现实’，究竟好在哪里？”善良宽厚的弗里德医生并没有因为黛博拉的反驳而恼羞成怒地运用权力加以惩戒，她以共情和理解的姿态与黛博拉并肩作战，努力理解她的精神庇护所，为她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安全空间，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最终帮助黛博拉恢复了理智和正常的生存能力。但黛博拉在现实中被抛入的那个被父权制扭曲的病态家庭和被种族仇恨支配的病态学校，是弗里德医生无力改变的。
《飞越疯人院》剧照。
黛博拉很快就由于新遭受的羞辱和挫折重新回到精神病院，而这时却已经看不到弗里德医生的踪影。原来这座精神病院已经被斯塔夫罗金式的野心家所支配。为了将精神病院内的一切都掌控于自己手中，他们大力提拔被病人畏惧与憎恶的医生：由于没有好名声，这种医生就不可能裹挟病患的集体意愿来对抗上峰，由于经历不清白，他们的黑材料随时可以成为权力肃清他们的把柄。至于像弗里德这样为人清白、能力超群而又仁爱正直的医生，精神病院的高层权力则将他视为高度不可控的个体，一有机会就寻找各种理由将其调离一线岗位，以免这种不稳定因素败坏他们狂热追求的“雄图霸业”。在发现这个残酷真相后，黛博拉既失去了对精神病院的信赖，又无法退回到她原先打造的充满神话与诗意的精神庇护所，就只能迫使自己变成信奉机械因果论的“牛顿拥趸”来获取脆弱的安全感。
不难发现，福柯在现代精神病院制度中发现的规训模式和惩戒模式正在借助各种高科技手段，不断向外扩张。倘若将之推向极致，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可悲地落入一座“监狱之城”的彻底支配之下。人们或许很难估算出，在这种扭曲的智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究竟会有多少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傲然翱翔于苍穹的自由精灵，却最终充满屈辱地沦为黑暗囚室下铁链加身的折翼天使……
福柯并不认为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是无解的。他晚年通过解读和诠释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而发展出来的生活艺术，为重塑能够抵御权力规训的自我或主体开辟出了一条颇具启发性的道路。
《飞越疯人院》剧照。
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倘若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真理的信仰有所衰落和动摇，那么“新生之道就是使其返回源头”，因为一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智识传统的初创时期，“必定包含着某些优秀的东西，利用它们可以重新获得最初的名望和生长能力”，福柯则认为，他在《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词与物》中描绘的权力网络“并非天衣无缝”，哲学的作用就在于“警示权力的危险”并细致阐明通过穿越权力之网缝隙而获得解放的生活艺术。哲学的这种重要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源自苏格拉底“关注你自己”的训谕，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掌握自我，让自由成为你的基本原则”。
按照尼采的理解，苏格拉底在《裴多篇》的临终遗言表明，他视生命为疾病，并因终于死亡而获得解脱。福柯不接受尼采的这种观点，而是与苏格拉底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在福柯看来，苏格拉底热爱生命，热爱雅典，并致力于帮助同胞从愚妄狂热的迷梦那里清醒过来。在得知德尔斐神谕宣称自己是最聪明的雅典人之后，苏格拉底并没有对神谕照单全收，而是通过考察同胞的心智来验证神谕。在与自己的对手进行交锋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骇然发现，智术师如此能言善辩，以至于到了几乎可以让人们“忘记自己是谁”的地步。他们散布的错误观点“就像一种影响并腐蚀灵魂、剥夺其健康的疾病”，会让一个人的灵魂陷于腐坏变质的堕落状态，而有真理协助的理性的逻各斯（logos），才能使灵魂“从腐烂状态重归健康状态”。如果说修辞术可能导致“遗忘自身”，那么苏格拉底那种质朴而又直接的直言实践则是一种探寻自我和重塑自我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开启了一种旨在抵抗规训与重塑自我的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有力表明，“权力关系和拒绝屈从的自由不能分离开来。权力的关键问题不是自愿奴役，权力关系的核心，而且不断地刺激着权力关系的，是抵抗的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
苏格拉底的生活艺术呈现了支配希腊文化古老传统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自荷马与品达的时代以降，古希腊文化在思虑美好光辉的生命时，都将之“与说真话这个问题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苏格拉底倡导的直言实践，并非阿里斯托芬首创的贬义上的“直言”，这种直言不分场合乃至别有用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卡西乌斯就表示，凯撒深知“人类见欺于谄媚”的危害，于是卡西乌斯就“直言”自己“憎恶谄媚之徒”。凯撒对此“欣然首肯”，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深入痒处的谄媚”。真正的直言不是表演忠诚的迂回谄媚，而是以简洁、毫无修饰的方式坦率陈述自己的观点、想法、信仰，直言可以“把我们引向我们自身的真相”，但也有可能“毁掉说真话的人和听者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当对话者拥有处置说话者的权力，而又无法忍受所说真相的极端情况下，说话者还有可能“失去生命”，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博大灵魂的勇气与直言实践联系起来。
必须指出，苏格拉底的直言实践并不是打着理性或真理的旗号，一厢情愿地将自己信仰的现实强加于对方，恰恰相反，这种关切自我的生活艺术旨在通过对话和思想交锋，揭示在权力操控下形成的自我形象的虚幻性，进而让一个人鼓起勇气敢于直面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理，唤醒其灵魂深处对真理、自由和公义的终极关切。通过自我的各种精神修习，这些真理就会进入主体中，被主体消化吸收，并被转化为一种自我控制与自我重塑的毫不妥协的“行动准则”。这种唤醒终极关切的生活艺术对阿尔西比亚德式的自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它不断提醒一个人不要被专断权力编织的幻象和迷梦所蛊惑，“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无异于疯狂。只有当有人能使用直言批判他，从而对他的权力与命令加以限制的时候，行使权力的人才会明智”。
《奥德赛》剧照。
在福柯看来，苏格拉底的生活艺术开启了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发现的想象的奥德赛之旅”。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叙事，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卡吕普索、喀耳刻和塞壬制造的梦幻或诱惑中，灵活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来重新寻回本真的自我，这也就意味着，抵御权力规训的生活艺术并不主张一种普遍主义的自我塑造方案，而是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这种实践智慧将根据特定地域和时期的权力操控的强度和手段的不同，灵活制定出抵抗规训的有效策略。赫拉克利特的好友赫尔谟多罗被爱菲斯人放逐，赫拉克利特从那天起就拒绝给他们的城邦起草法律，并隐居到深山保持沉默，因为在这种狂热的环境下宁可无所作为，也胜于胡言乱语与胡作非为。
当狂热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赫拉克利特就在隐居时写出诗集，“故意用词隐晦，为的只是让有能力的人读懂，而不至于大家伙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来读”。苏格拉底在斯巴达扶植的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对这个傀儡政权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但他深知在公共领域直陈自己批判性的政治观点会给自己带来致命的风险，因此转而在个人伦理和生存美学的领域内唤醒人们关切真理与公义的良知。不管这些古典哲学家在策略上做出了何种变通，但他们始终致力于从哲学上让真相与每个人的灵魂保持一种基础性的关系，让自我塑造的实践智慧与蒙蔽人心的罪恶、缺陷、弱点和意见进行不懈的斗争。恰如蒙田的考证，“美德”一词源自力量。这也就意味着，美德是一种不屈从于野蛮与邪恶，敢于在狂热的群体中坚持良知的勇气。
在福柯看来，这种生活艺术有力地呈现出某些学院哲学逐渐淡忘的哲学英雄形象，这种哲学英雄将本真的自我认识视为“灵魂净化的根本前提”，即便在迫害面前也依旧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向人们传递可以消解狂热和净化灵魂的真理，人们在这种智识榜样身上看到的是一颗“不屈从的灵魂”和一种“不弯腰侍人的智慧”。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种哲学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当哲学沦为庸常心智支配的职业，“这种哲学生活就消失了”，但其蕴含的对自由与公义的终极关切不会彻底消逝，而是在康德开启的批判传统中以隐微的方式留存下来。
米歇尔·福柯。
鉴于福柯思想的叛逆性和颠覆性，福柯经常被视为启蒙哲学乃至西方理性传统的激进批判者和反对者，但随着福柯晚期作品和讲课稿的整理出版，国际学界（尤其是英语学界）对这个刻板印象已经做出诸多修正。伊恩·哈金提醒人们注意，福柯并非仅仅是一位尼采主义者，他也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康德主义者”。相应于康德提出的“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启蒙口号，福柯倡导一个人即便陷于权力之网仍要鼓起勇气去创造自我。亚历山大·内哈马斯则深刻阐释了福柯从苏格拉底的生活艺术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继承的伟大遗产，在内哈马斯看来，福柯晚年将“此前对启蒙运动的那种不加保留的诋毁，转变为一种虽有保留却颇为认真的尊重”。福柯进而提出“启蒙运动的使命尚未终结”，“他沿袭康德的观点，呼吁我们不断地批判自身与世界”。
在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肆虐的时代里，福柯从苏格拉底和康德那里汲取的实践智慧恰恰表明，一个人的自我，并非一种既定的必然存在，而是一个经由偶然的社会要素与文化要素构建而成的统一体。群氓当下的自我形象，很可能不过是在权力规训和操控下构造的一种“幻象”，“根据我们当下的存在形态”，“从造就了我们当下的那种偶然性之中”，无法推断出“哪些是我们无法做到或无法知晓的”。
福柯推崇的生活艺术致力于将令人不快的真理转化为自己的“组织与血液”，在可能的范围内倡导力所能及的直言实践，进而努力构建“能够说真话（能够看到真相、说出真话）的自我”。这种自我并不志得意满地封闭自己的心智，而是采用不同的程序与素材不断重新形塑自身，竭力获取一种非同寻常且独具特色的个性，拥有一套能让自己与愚妄的狂热分子区分开来的特质与生活方式。这种个体因其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风格，让以工具理性冷酷僵硬的分类模式来实施规训的专断权力不时显得捉襟见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晚年所倡导的生活艺术或生存美学，为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传统所开启的“那项未竟的自由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郝苑；编辑：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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