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兆一】
这两年，只要谈起外语学习，几乎绕不开一个问题：AI翻译已经这么方便了，还有没有继续学外语的必要？
这个疑问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外语类院校和部分小语种专业招生遇冷，“外语无用论”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不少家长也开始重新计算一笔账：同样的时间，是继续学外语，还是留给数学、编程、人工智能和其他更“实用”的技能？
我大概算是这场变化里一个比较特殊的观察者。我长期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阿拉伯语是我的本科专业，后来又学习过希伯来语、波斯语和法语。我的英语和希伯来语接近同传水平，也曾在中以、中美的不少高级别交往中担任过翻译；过去二十年的求学、工作、研究和跨国交往，语言始终是我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AI出现以后，我一直在重新思考外语学习的价值这件事。
2012年，作者担任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奥曼的翻译
01 英语是水电
我对英语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判断：对于希望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人来说，英语将越来越不像一门外语，更接近个人综合能力的“基础设施”。
体会这句话，需要去纽约、伦敦、香港、迪拜、新加坡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很少有人因为你会说英语而觉得你拥有一项了不起的技能。大家首先假定你能够阅读文件、开会、交流、写邮件，然后才开始判断你究竟懂金融、法律、科技还是国际关系。
就像今天很少有人在简历里郑重写上一句“熟练使用互联网”一样，我坚信很快对于大量国际化职业而言，“英语熟练”可能都没有必要专门写进简历。
因为它会逐渐变成默认配置。AI并没有削弱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它。
今天的大模型多语能力已经进步得非常快，中文、西班牙语、法语等高资源语言的模型表现正在迅速接近英语，因此再说“不懂英语就无法使用AI”已经不准确。但大模型世界依然带有很深的英语底色。从全球主流多语模型的数据处理偏好看，大量模型和评测体系存在明显的英语中心性，高资源语言表现普遍优于低资源语言；甚至一些多语模型内部也表现出以英语作为跨语言中介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AI只能处理它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而今天世界上大量一手科技论文、技术文档、国际新闻、产业讨论、公司报告和专业社区内容，仍首先以英语生产。
翻译当然可以帮助你读懂结果，却未必能够让你第一时间进入知识生产现场。
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一个真正英语好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原始论文，看创始人的访谈，听美国国会听证会，浏览业内人士的争论，再自己判断发生了什么。而英文不过关的人则只能等待中文报道和AI摘要，而且他们接触到的已经是被整理过一次甚至几次的信息。
对中国人而言，英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价值。站在中国内，有时候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离开中国以后，再回头看中国，很多事情反而会清楚。
一个人只有进入另一套知识体系，才会发现哪些事情是世界共同的问题，哪些事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哪些优势我们自己习以为常，哪些问题在另一个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有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
所以英语真正给予人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词汇量，而是一双站到外面看自己的眼睛。
如果今天还有人在纠结英语到底重不重要，我甚至觉得这篇文章一个字都没必要看下去。
02 去学二外
除了英语之外，我其实很鼓励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从初高中阶段开始接触第二门甚至第三门语言。
当然，前提是不要把孩子的时间表塞得令人窒息。
外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既是一门知识，又是一种技能。数学做累了，背一会儿日语单词；物理看烦了，听二十分钟西班牙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认知切换。
但长期学习一门完全不同的语言，确实会迫使一个人不断重新组织声音、词义、语序和表达方式。这种体验本身就很有价值。
很多家长问过我，第二外语究竟选什么。如果从中国人的现实需求考虑，我长期比较看好三门语言：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
如果考虑学习的时间成本，我一般会建议先考虑西班牙语和日语。西班牙语覆盖的国家多，应用范围广，入门相对友好；日语的价值则长期被中国家庭低估。日本离我们如此之近，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日本保存和改造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中国人，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去阅读日本思想史、文学史，甚至日本近代创造的汉字词汇，会反过来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的近现代思想和语言。
所以我一直觉得，日本既是一个邻国，也是中国观察自己的另一面镜子。
阿拉伯语则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它背后连接着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巨大世界，能源、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文明、国际政治以及中国未来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海外利益，都与这个语言世界有关。但阿拉伯语学习成本明显更高，标准语、方言、复杂的语法体系都会消耗大量时间。对于一般家庭，我并不主张仅仅因为“阿拉伯国家重要”，就轻易让孩子投入进去。
学外语还有一个经常被低估的价值，就是对一个人耐久力的磨炼。
姜文根据郎朗成长经历拍摄的《你行！你上！》，很容易让人看到这一点。郎朗当然具有惊人的音乐天赋，但漫长训练过程中，家庭督促和持久的高强度练习同样重要。我当然不主张把郎父式的高压教育复制到每个孩子身上，但语言和乐器确实有一点相似：真正困难的阶段，往往发生在新鲜感消失之后。
于是，很多人会喜欢不断开始学习一门语言，但是难以真正去精通一门语言。
今天学法语，三个月以后觉得语法太烦，改学日语；日语学到动词变形，又觉得西班牙语更浪漫。几年以后打开简历，会五门语言，每一门都停留在点菜水平。
所以我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语言天赋，看的根本不是记忆力或天生的语感，而是对同一门语言保持多年的学习兴趣，这才是极其罕见且最为珍贵的天赋。
我学语言并没有多大的天赋，更多的是长时间磨出来的。刚进入阿拉伯语学习的痛苦，甚至让我动了回去复读的念头，但是靠着大三可以去埃及留学的信念，我坚持了下来。在开罗大学五个月后，我背着包独自在埃及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也正是那几个月让我找到了“进入”阿拉伯语的正确姿势，让这门语言在我这里有了活起来的感觉。
2004年作者在埃及开罗大学留学攀爬金字塔，现在已经不允许攀爬了
后来我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希伯来语，用的方法甚至有点笨。我做了大量闪卡，逼着自己反复看、反复记，上厕所、坐公交、吃饭的时候无时无刻的看。
因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同属闪含语系，两者在词根、词汇和语法上有不少相通之处，我的学习速度明显快于完全没有闪含语背景的学生，后来我以创同届国际学生纪录的一年半时间通过了大学希伯来语水平考试（希伯来语简称Ptor，共六级），之后才被允许直接选修希伯来语授课的大学课程。
作者以色列留学期间，和美国、南非、英国的同学一起做中国菜
这也让我越来越清楚“掌握一门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掌握，是有一天你可以用这门语言去学习新知。但是，绝大部分人在普通掌握阶段就会放弃对这门语言的进一步深入。
我认识的国外朋友中，语言能力最强的几乎都是犹太人。这和犹太民族长期迁徙、跨国生活以及必须在不同社会之间切换有很大关系。一百多年前，以马克思和以色列首任总统魏兹曼为代表的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多语能力就相当常见。他们可以用几种语言阅读、写作、讨论专业问题，而且切换自如。这样的犹太人比例相当之高。
相比之下，我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精通五六种语言的中国人。
以我自己的经验，两三门语言达到可以工作和研究的程度，已经需要惊人的时间投入。如果一个人告诉你“精通六国语言”，我通常很难相信。遇到这样的人，你大可用AI编辑出一段话当场考考他，大概率他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一两门，其余都停在皮毛。
承认这个极限没什么丢人的，把一两门学到通透，远胜过在五六门之间浅尝辄止、样样稀松。
03 传统外语专业的危机
AI对语言学习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语专业”。
中国过去形成了一套非常特殊的外语教育体系。一个学生18岁进入大学，花四年时间，把主要精力用来学习某一种语言。对于英语、法语、日语这种使用范围很广的语言，这套模式尚且可以讨论；但是对于一些招生规模只有十几二十人的小语种，这种体系无疑是存在较大问题。
比如在北外、二外，甚至北大这样的顶尖学府，一些小语种四年才招一届，一届也就二十来人。四年苦学下来，几乎所有人毕业即转行，做的工作和所学语言毫无关系，选择考研、出国的，也几乎全部改投了其他专业。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AI出现以后，这种矛盾正在被进一步暴露。
我曾经在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学习。在这些地方，我很少看到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独立存在的“外语类大学”体系。更常见的办法，是把语言嵌入一个知识领域。
哈佛大学的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学生当然学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但同时进入伊斯兰研究、犹太研究、中东历史以及现代中东研究。语言是进入这些领域的工具，也构成研究能力的一部分。
这条路，我认为非常值得中国外语院校研究。事实上，国内学校自己也已经开始转。比如北外已经从单纯语言教育延伸到“全球语言、全球文化、全球治理”，招生专业里也出现外交学、法学、计算机等领域；上外则越来越多地出现日英双语、语言与经贸、语言与管理等复合培养方向。
我的主张比这样的改革要激进的多。对于所有外语类院校的学生，英语应该成为和专业语言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主科，即便主修阿拉伯语、俄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我也主张英语课程和英语专业学习占据至少三成的比重，最好五成。因为将来一个阿拉伯语毕业生进入中东工作，他真正每天使用的工作语言，很可能首先是英语，比如在迪拜就是这样。而阿拉伯语决定的是他能不能进入更深的社会层次。
如果最后培养出来一个阿拉伯语只有70分、英语也只有60分的人，企业当然不知道该怎么用。
对于我称之为“小微语种”的语言，我的看法更激进。比如格鲁吉亚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希腊语等，在国内缺乏足够大的语言环境，我甚至主张全部学生应该在入校后几个月就去对象国沉浸学习，除非发生战争或者严重安全问题，否则在那里生活2-3年获得的语言密度，大概率远超国内脱离语境的专业学习成效。
过去这么做成本很高，今天中国家庭国际旅行越来越普遍，高校海外合作网络也越来越成熟，这个条件已经与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
大三或者大四回来以后，再系统学习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法律、历史、计算机，甚至人工智能。
四年以后毕业的，不应该是一个“某某语专业学生”，而是一个能够用波斯语和英语研究伊朗经济的人，或者一个能够用阿拉伯语做海湾投资的人，或者一个能够用日语研究机器人产业的人。
前者很容易被AI压缩价值，后者反而会因为AI而提高了个人竞争力。
区域国别研究也是同一个道理。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建设区域国别研究，这当然是好事。但区域国别研究最怕坐在中国办公室里研究另一个国家，只看英文二手材料，再把中文论文互相引用。
美国一些大学的办法相当直接。它们把语言、历史、宗教、政治、人类学放在一个区域研究体系里，同时大量吸纳来自相关国家的学者。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这种人才结构，那么至少应该鼓励研究者和学生更长时间待在对象国。
04 AI翻译不了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依然觉得自己过去花在语言上的那些时间一点都没有浪费。
语言给我最大的帮助，后来甚至已经不是翻译。它让我获得了一种研究中东的感觉。
有人开玩笑说我长得有一点像中东人。我也见过一些日语特别好的中国人，讲话时的神态、停顿、礼貌方式甚至微表情，都让人觉得有一点像日本人。
我当然不认为学一门语言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五官，但是学习外语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表达习惯、身体语言、声音、判断方式以及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方式。时间足够长以后，这些东西会沉淀成气质。
语言是文明装进一个人身体里的方式之一。
一个阿拉伯人什么时候应该客气，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一句“Inshallah”究竟是真的“如果真主愿意”，还是礼貌地告诉你这件事大概率不会发生；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会议桌上不断打断你，却不认为这是冒犯——这些东西都很难通过实时翻译软件获得。
AI能告诉你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却未必能够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
这一区别对于做研究、外交和商业的人尤其重要。
因为我会希伯来语，我认识了很多犹太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用英语交流当然完全没有问题，但当你突然改用希伯来语，对方对你的判断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
2008年，和欧美同学们在希伯来语培训班
同样的，因为会阿拉伯语，我在阿联酋、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当地人交往时，也经常能够感受更被重视和尊重的化学反应。
语言在这里传递的信息已经超出了句子本身。它告诉对方：我愿意花很多年时间理解你的世界。这种尊重产生的信任，很难由AI替你完成。
所以，如果让我给AI时代的外语学习下一句话的判断，我会这样说：AI正在迅速降低“会翻译”的价值，却在提高“真正懂另一种语言世界”的价值。
以后最尴尬的人，可能恰恰是那些花了很多年学语言，却始终停留在机器最擅长的那个层次的人。
真正有优势的，是另一类人。他们英语足够好，可以进入全球知识体系；再真正掌握一两门外语，可以进入一个具体文明；同时拥有经济、科技、法律、政治或者其他专业能力；最后再让AI替自己完成过去需要大量时间处理的基础语言工作。
这样的人，在AI时代不会失去价值。反而会变得更加厉害。
所以我依然鼓励所有人学外语，不止年轻人。
因为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推开一扇门，用另一种语言进入一个原本与你无关的世界，这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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