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已正式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非机动车驾驶人一年内被罚款五次以上，或一年内三次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违法信息将被推送至征信机构。
目前宝安区已依法将 50 名骑行市民的违法信息录入信用信息系统。
个人征信系统不是“大箩筐”，不要啥都往里装。
这种滥用征信的“动真格”、从严从重，起不到治理效果，只会造成征信系统失范、失效。
01
用“征信污点”震慑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是大炮打苍蝇，动静很大，效果微乎其微。
电动自行车是典型的平民交通工具，主要用户是社会中下层。
深圳的小电驴保有量高达五六百万辆，以底层居民为主。其中绝大部分人连正规金融系统的普惠金融都很难触及，被征信拉黑又如何？
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银行贷款刚需，有且仅有房贷。借不到房贷买不了房，兹事体大。
但是，深圳小电驴用户高攀得起深圳房市吗？
以深圳的房价，没钱的是不用想了，有点小钱的都够呛——别说户口了，连居住证都未必有。
征信系统还捆绑了其他“惩罚”，诸如限制考公考编、“高消费”等等，也类似。这些“高端局”本来就不带人家玩，又谈何震慑力？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特例。比如211、985毕业生一边备考一边送外卖的励志故事，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必须承认，大炮总是能打到几个特别倒霉的苍蝇，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作为一项涉及数百万人的公共政策，只有“从严从重”、“动真格”的形式美感，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法不责众是现实，社会底层的“众”配不上征信大杀器的“高级惩罚”也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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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提出加码“从严从重”，扩大征信的惩罚力度。罚不到本人就罚“软肋”。
网上就曾盛传“父母老赖、醉驾案底，耽误孩子考军校、警校”，但是这些只是谣传。搞株连还算是“个人征信”吗？法律不允许。
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执行也行不通。
真要从严从重搞株连，激化社会矛盾的巨大成本和风险，是无法承受的。
试想一下，宝安区不到一个月就把50人的违法信息录入征信，一年少说也是大几百。如果株连百八十个底层家庭的“软肋”，造成的舆论风险、社会风险可控吗？谁都不敢打包票。
如果整个深圳都搞这套，后果更是不堪想象。“从严从重”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切实际的口嗨罢了。
归根结底，用个人征信的大杀器“惩罚”低层次、高频次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是用错了工具。
个人征信系统本质上是为金融信贷服务为主的商业体系，征的是“经济信用”，管的是经济活动，只有在专业边界内才能发挥作用。
02
各地政府把个人征信系统当作行政处罚手段，纷纷出台土政策，什么都往里塞的个人征信“箩筐化”，前几年就曾闹得沸沸扬扬，殷鉴未远。
200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经历十多年的积累和调试，2019年4月上线新版个人征信报告，正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从零开始搭建个人征信系统，难度可想而知。建起来不容易，玩坏却很容易。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上线前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搭便车，“征信创新”五花八门、匪夷所思。
把拖欠水电费、手机欠费等鸡毛蒜皮，郑重其事地纳入征信都算是各地的常规操作。
脑洞大开的有随地吐痰、恶意频繁跳槽、公共场所不戴口罩、宠物扰民、没有“常回家看看”、公交霸座……无所不征，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自我放飞，堂而皇之地把个人征信体系用于全国文明城市评比。
一些地方政府想要塞进“征信大箩筐”的事项太多太杂，索性打包成“信用分”的土政策。
比如，杭州的“惠信分”、宿迁的“西楚分”、福州的“茉莉分”、厦门的“白鹭分”等等。“做题家”思路发挥到极致，也乱到了极致。
这些土政策不仅“评分”标准不一，对应的“罚则”也五花八门。其中就有“信用分”和入学、就业甚至社会救助挂钩的强行捆绑。地方政府的征信权急剧扩张，甚至带动了“洗信用”的黑产繁荣。
各地随意设置征信标准、小过大惩，征信体系大量道德捆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居民动辄获咎，莫名其妙就上了“黑名单”，也引发了民怨。种种乱象造成个人征信体系混乱不堪，公信力和专业性严重下降。
各地“征信”的标准不一，显著降低了系统的公平性。大量和经济活动无关的“私货”夹带，污染了个人信用数据库，降低了系统效率。
本来应该成为征信体系核心的个人征信报告记录了大量与金融信用、经济活动无关的鸡零狗碎，还有什么价值？
征信“箩筐化”后，这套系统唯一的价值就是附加的各种“惩罚”，压根起不到金融系统的风控作用。
地方政府征信权的扩大泛滥，与央行建设个人信用体系的初衷南辕北辙。本来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征信标准，却成了各地各自为政、想一出是一出。
本来用于防范金融系统风险、提高经济效率的专业体系，却成了画地为牢、动辄获咎的规则陷阱。完工没几年的个人信用体系，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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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层面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大力出手干预。
2020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信用体系建设的议题，会议决定“坚持依法合规、保护权益、审慎适度、清单管理，规范和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有序健康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各地的征信乱象踩了一脚刹车。
但是，这一脚刹车并未对地方政府的扩权冲动形成制度性约束。
时隔数年，“征信大箩筐”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03
深圳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并非个案。
近期各地方政府又对个人征信系统表现出高度的“热心”。沉寂已久的地方“信用分”又成了香饽饽：
山西省发改委印发《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鼓励各市探索地方特色个人信用分建设，推动跨地域信用分互认云云。
福建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目标2028年底前实现省内跨城市守信激励场景互认。
山东省济南市于2026年8月正式施行“泉诚分”个人诚信积分管理办法。
……
尽管这些新出台的地方政策文件照例都有“法治化”、“规范化”等等原则约束，但是行政扩权真能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吗？
上一轮地方政府征信权扩张的殷鉴未远，当年的文件里不也是写满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正确表达？
造成征信“箩筐化”乱象的，并不是缺少这些纸面上的“重要原则”，而是社会治理的观念错位。
以罚代管，是中国社会治理的老问题。很多社会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的、复杂的，本就不是靠“从严从重”、“动真格的”能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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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深圳电动自行车交通违规问题，就是复杂、深层次的城市交通难题。
超大型城市自带的“城市病”，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基础建设的“物理缺陷”，都是难以解决的沉疴顽疾。
历届地方政府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治理压力，可以理解，也应予同情。但是，病急也别乱投医，不要城市交通病没治好，还闹出一堆用药过猛的副作用。
即便是“惩罚型治理”，也不能不讲专业性。社会问题千千万，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个人征信体系是金融工具，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这是专业性的边界。地方政府把个人征信体系用成了行政处罚手段的“驭民术”，注定是不好用、用不好。
我国的地方治理从来都不缺惩罚工具，那些专业工具没管好、没管住的社会问题，用个人征信体系越界管理就能管好、管住吗？
纸上谈兵，徒增烦恼。
撰文丨关不羽
*题图为深圳路口，来源于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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